在英国及其他地方，反环保主义者有了一个新的热门论点。他们再也不能声称气候危机没有发生，他们已经从否认转向了阶级斗争。他们认为，从电动汽车到热泵，从低排放区到生态税和税收等绿色政策和创新，都是工人阶级和许多中产阶级无法承受的，然而，这些政策和创新却被那些脱离现实的政客、官僚和富有的“觉醒资本家”精英们不顾一切地强加于人。
在右翼媒体上发表这些观点的大多数人，以前从来没有被他们现在虔诚地称为“普通人”的财务困境所困扰。但无耻地改变立场对现代右翼来说是一种熟悉的活动。与此同时，生活成本危机使其反绿色信息更加有力。
气候民粹主义也通过与一些超级富豪结盟而获得力量，比如Rishi Sunak，他们有更多的理由反对环保主义者的政策。由于频繁的航空旅行、多套住房和奢侈的消费，他们的碳足迹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如果要让生活方式与气候相容，他们的损失将是最大的。那些只看到Sunak反环保政策的选举计算的人几乎肯定忽略了更深层次的动机。
自从民主的到来使得更受欢迎的保守主义变得必不可少以来，富人与财政拮据或焦虑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联盟往往维系着右翼。这些联盟使用与反绿色运动同样的基本论点来反对必要的改革。这表明，变革的成本、实际困难和总体破坏性太大。与此同时，现状要么被粉饰成稳定和可持续的，要么是最不坏的选择。
然而，在这些保证的背后，隐藏着一些重要且可能具有爆炸性的东西:富人将能够比我们其他人更长久地避免气候危机。当一个国家的天气变得难以忍受时，他们可以更容易地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者他们可以退到气候可控的私人空间。在2016年出版的《垂直》(Vertical)一书中，斯蒂芬•格雷厄姆(Stephen Graham)展示了日益加剧的城市隔离是如何创造“种族隔离氛围”的:为精英居民提供空气净化塔和地下综合体。就像现代的城堡一样，这些飞地将日益严酷的外部世界拒之门外。与此同时，通过空调系统排出的热量，他们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糟。
如何才能克服这种根深蒂固的反绿色游说团体的力量?环保活动人士和中间偏左的政客们可以采取的一个步骤是，创造一种不同的气候民粹主义，让富人在气候危机中扮演的角色更清楚、更广泛地得到理解。“高消费家庭很少成为学术研究或政策倡议的焦点，”《能源研究与社会科学》杂志称，“尽管……其中许多家庭在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去年，《自然可持续性》杂志报道称，自1990年以来，全球23%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来自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群，而“富裕国家中低收入群体的排放量有所下降”。
一种新的绿色民粹主义强调并谴责这种自私，可能会在反气候联盟中享有更多和更少特权的部分之间制造隔阂。那些担心负担不起更环保生活的人可能会意识到，他们与私人飞行阶层的共同点是多么的少。上个月，工党在乌克斯布里奇和南瑞斯利普的补选中失利后，一名工党活动人士半开玩笑地向我建议，向选民推销超低排放区的更好方式，可能是通过对直升机征税，为一项更慷慨的报废计划提供资金。
一些人认为，气候危机太严重了，不能政治化。上周，Keir Starmer在《泰晤士报》上批评了“那些想把它变成意识形态认同问题的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对的。这场危机是全球性的，需要同样规模的解决方案: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在局势恶化的情况下多年分裂。
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场危机不可避免地是政治性的。这是关于如何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分配有限的资源——地球所能容忍的碳排放量。今天的反绿色运动很少完全坦白自己的动机。很难公开地说你不关心地球的长远未来，因为你不会活着看到它，或者因为你的短期利润更重要。因此，人们转而提出了听起来体面的关于气候政策可承受性的论点。
但是，对这些政策的抵制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尝试，目的是不让富人和其他碳排放大国做出牺牲。虽然该运动的公众人物对绿色措施感到愤怒，但他们甚至可能暗自高兴，因为大多数人似乎支持这些政策。就像在大流行期间一样，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限制自己的生活，以帮助应对全球危机，而少数党却在继续。
如果要创建一个成功的气候政治，它还需要一个积极的因素，即承诺在某些方面减少排放会使生活更美好。美国政府正开始找到正确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点。他的能源顾问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去年写道:“拜登总统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是一个机会，可以降低所有美国人的(能源)成本，为工人创造高薪的工会工作，并解决污染对弱势社区的累积影响。”化石燃料资本主义对社会和环境的破坏是如此之大，因此争取选民支持替代能源应该不难。
工党还没有以同样的信心推行类似的政策。在长期失去权力后要大胆行事往往比在职时更难。然而，该党需要意识到，为了与反绿色游说团体妥协，稀释或推迟气候政策可能是注定要失败的。当游说团体接受——如果真的接受的话——一个更绿色的世界不是一种奢侈或阴谋，而是一种必要时，可能为时已晚。
安迪·贝克特是《卫报》专栏作家
